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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供给主义重启中国改革

2018-12-06 23:41:01

新供给主义重启中国改革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一个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也可以作为新供给主义的短期经济管理目标,然而实现这个短期目标的办法既不是刺激总需求,也不是计划经济手段或传统产业政策,而是"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出发,结合邓小平"解放生产力"理论,以及经济学供给学派思想,提出以"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为核心的一系列刺激新的有效供给的经济政策措施,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的房价、物价配套管理办法,以及以"供给贡献和边际报酬"为标准的收入分配思想,终达到短期稳定经济运行、长期提高潜在增长率并促进效率和公平分配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以"放松供给约束"为核心的短期改革主张: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学派就是在凯恩斯主义盛行若干年后的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他们的大部分政策主张都是在解除凯恩斯主义遗留的 "供给约束",比如,税收约束、成本约束、垄断约束、政策管制因素、公共财政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约束等。

1981年里根政府提出着名的"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在供给方面的政策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减免企业税负;

削减社会福利等非国防领域的政府开支;

放松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

事实证明,上述政策从供给的角度入手,刺激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就业,同时以扩大产出的方式化解了通胀压力,成功地使美国经济实现了复苏。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将上述传统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归纳为放松"供给约束",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并结合中国经济情况提出"解除供给约束"的具体措施。比如:

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

放松政府管制,减少行政审批;

减少垄断,促进市场自由竞争;

依托资本市场,推进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

改进资源和基础服务价格形成机制;

有效控制基础设施和基础服务成本,等等。

如同罗斯福新政以后几十年中,总需求管理政策遗留给美国经济大量的"供给约束"一样,中国经济从1996年以来类似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所谓宏观调控,也造成了较严重的"供给约束",包括高税收约束、高社会成本约束、高垄断约束、高管制约束等。因此,中国只要下决心通过减税、降低社会福利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

有调查说中国企业平均综合税负40%,那如果把综合税负从40%降到30%,能够承受30%~40%综合税负的企业就可以存活下来,经济总产出就会大幅增加。当然,税收受益者、社会福利成本受益者、垄断者、管制政策受益者等都是有利益刚性的。打破这些刚性利益,需要执政者的改革勇气和决心,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天然就是改革的经济学理论。

以"解除供给抑制"为核心的长期经济改革主张:

如果说80年代里根政府为代表的美国传统供给主义政策的核心在于解除经济增长的"供给约束",那么80年代邓小平同志领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在于解除"供给抑制"。

多年的计划生产、平均分配和政治动乱,造成中国经济在70年代末已经严重缺乏活力:不仅劳动者被禁锢在土地和"单位"而没有积极性且不能流动,大量资源处于闲置状态,财政资源和储蓄资本低效使用,而且整个社会分工和微观企业组织都处于低水平,知识和创新更是不被尊重。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通过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以联产承包制取代集体生产、鼓励开放市场和国际贸易、推动科学教育事业发展,使长期受到抑制的生产要素潜力得以释放--我们将上述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思想归纳为"解除供给抑制"。

那么如何进一步发扬光大邓小平理论,通过解除供给抑制来解放生产力呢?按照"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框架,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解除供给抑制,也必须从这五大财富源泉出发。

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

个财富源泉是人口和劳动力。虽然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尚存争论,但我们认为,农村还有"相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人口红利"。目前中国农村人均GDP与城市人均GDP相差五倍,也就是说一个农业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对经济的贡献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抑制,比如短期适当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长期适当调整人口政策,中国的相对人口红利就会进一步得到充分释放。

第二个财富源泉是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如果中国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转,农业就将一直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而小农经济产出效率显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大幅提高。矿山也是一样,如果煤矿、石油等资源是垄断的,矿产交易市场发育不完善,其开采就会比较粗放,资源利用效率就不会高。应该说中国的资源和土地供给抑制还比较严重,未来产权优化和释放资源供给还有很大空间。

第三个财富源泉是资本。中国是全世界资本多的国家,我们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民、企业加上政府的储蓄有100多万亿人民币。然而,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多的国家,中国的利率水平却是全世界的。美国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国利率高,中小企业私募债利率高达14%-15%,民间借贷成本更高。为什么在全球资本多的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资本短缺和贵的资本价格?原因就在于资本抑制和金融抑制。假定把金融抑制放开一下,逐步把中小企业资金成本从14%-15%降低到5%,有多少中小企业会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第四个财富源泉就是技术和创新。中国还没有形成创新型的科教体制。高中、大学培养的都是知识型人才,很多国有科研机构白白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却缺少真正有市场价值的创新技术。不仅强化市场导向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科研创新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在企业研发、金融支持、政府管理等层面解除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也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第五个财富源泉是制度本身。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分工效率和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而社会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带来财富的增长。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中国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增长动力。其中代表性的是从农村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在人口、土地资源和生产技术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迅速提高了粮食产量。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空间还很大,李克强总理指出,每一个制度改进的地方都孕育很大的潜力。举例来讲,很多国有企业所占有的资源很多,但单位资源、资本的产出都远远低于自由竞争的民营企业,改革这些低效率的部门自然会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

综合这五个方面的财富源泉来看,中国的经济制度还存在普遍的"供给抑制"。

邓小平说,"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新供给主义认为,解放生产力的核心就是"解除供给抑制";只要通过改革,解除对人口和劳动的供给抑制、制度和管理的供给抑制、土地和资源的供给抑制、资本和金融抑制、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越是供给抑制严重的领域,供给价格越高,而且供给效率和质量越低,改革的空间也越大。

三种长期经济增长模式:

除了上述基于五大财富源泉的增长理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还提出三种长期经济增长模式的划分。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历史上所有的长期增长理论都是围绕供给层面展开的。亚当.斯密关于制度和社会分工对生产力促进作用的研究奠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经济增长过程,认为生产技术的革新是驱动经济螺旋式发展的核心力量,认为技术和制度的破坏性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库兹涅茨则更多地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并将经济长期增长要素归纳为人口增长、生产效率提升、经济结构升级、社会结构转变等。上述理论无一例外地从"供给"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并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上述三种经济增长理论的综合体现:80年代的制度改革开启了中国经济的"斯密增长"时代,而90年代以后持续的人力、资源、资本、技术投入换来了"库兹涅茨增长"为特征,兼带着"熊彼特增长"的时期。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未来中国"库兹涅茨增长模式"仍然能够延续,但应该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系列改革措施,刺激新的"熊彼特增长"阶段,并通过深化制度改革,重启"斯密增长",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更有效率地充分涌流。

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的房价、物价管控政策:

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房地产金融刚刚起步、居民资产配置需求、住房供给结构性短缺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中国房价持续上涨,调控效果多年不达预期,其原因就在于政策着力在打压需求,而不是扩大房地产的有效供给。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未来只有从供给侧着手,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增加房地产土地供给、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

对物价的调控也一样,中国从1996年以后就告别了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阶段。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物价波动的根本原因并不在需求方面,而在供给方面,十多年来的每一轮通胀几乎都由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推动、食品供给冲击等供给方面原因造成,而政府却一次又一次地通过紧缩总需求去进行干预,结果难免误伤经济。

我在2010出版的《透视通胀》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中国物价的驱动结构,书中指出,过去十年70%以上的CPI波动都来自于食品价格变化,而在居民对食品的需求总量基本不变的现实下,食品价格波动主要来自供给总量波动和供给结构变化;研究还表明假定我国每年平均工资上涨15%,将推动CPI上升1.94个百分点;假定原油等原材料价格上涨15%,对CPI的影响只有0.2个百分点;此外较高的流通成本也是造成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因此,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增加有效供给,既能够挖掘增长潜力,也能够平抑物价,不存在所谓"稳增长与控通胀的矛盾"。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供给面去管理物价的措施包括:降低税收成本,控制人工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速度,稳定农产品生产和供给机制,控制流通环节费用,建立稳定的消费品物价形成机制。

以"供给要素贡献和边际报酬"为核心的收入分配机制:

新供给主义提出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六个核心主张包括:

遏制公共权力直接或间接参与财富分配。从未创造任何财富的行政权力参与财富的分配不仅是腐败的源泉,也会影响到其他要素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减少垄断对财富的瓜分。很多看似利润丰厚的企业,其实是靠垄断获取财富,这也是非常严重的收入不公平问题,所以反垄断、放松管制,促进市场自由化、产权民营化,不仅是"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公平收入分配的必然选择。

控制利用公共资源过度获取个体收入的现象。比如对于在经济制度不健全的阶段通过各种方法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公共设施资源、海洋空间资源等等,应通过以资源税为代表的税收政策予以调节,促进公平和效率。

对于创业企业或雇员人数、销售收入较小的小微企业应大范围免税。比如,是否可考虑对符合某些条件的创业型企业在一定的创业期限内全部或部分免除所得税?只有这样才能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扶持大批小微企业成长、做大以后,政府的税收总额甚至还会增加。

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但调节的重点应该是严重偏离要素边际报酬的收入,比如房产持有和遗产继承等等。

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转移支付,长期来看都是低效率的,因此应该尽量减少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

总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只有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重视熊彼特增长,重启斯密增长,整个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才能够得以不断提升;只有放弃传统产业政策,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恢复"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经济运行机制;只有从"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入手,才能真正解决房价物价等顽疾;只有从"供给贡献和边际报酬"出发,才能确保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只有用新供给主义经济学重启中国经济改革,才能复兴伟大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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