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问题是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主因我的钢铁

2019-06-13 14:13:33 来源: 沙坪坝信息港

结构问题是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主因我的钢铁

新世纪伊始,国家做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这一战略对于改变我国西部的落后面貌,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各地区共同繁荣、共同富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而在具体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必须对西部落后的主要症结及其开发的着力点进行研究。 一、结构问题是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西部地区的落后,固然有其长期积累的历史原因,有区位因素与政策效应等客观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西部地区落后、低效、计划色彩浓厚的经济结构,导致其在市场经济中难于转换机制,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竞争能力,由此落后与差距在所难免。 1.经济要素关联度低,比较优势难以发挥 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在“二线”建设时期,国家在西部投资建设了许多大中型项目,为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努力。当时建设的项目多是从计划经济和国防战略角度考虑的,投资重点为军工、机械、电子、加工、交通、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等方面,但这些项目并非依靠自身资本积累,而是以外部植入的形式进行的,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当地的社会需求,资源条件和原有的产业基础,形成先进产业技术与落后产业基础的二元组合。另一方面,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受政府纵向约束过强,集中的垂直管理使生产要素不能实现有效的配置与合理的流动,使不少先进产业发展游离于地方经济之外,这种格局至今未有大的改变。这使得我国西部与东部相比来看,西部经济要素关联度低,二元结构特征比较突出。表现在:一是工农业经济长期处于两条轨道上各自运行,特别是以采掘业、原材料加工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与农业关联度低,市场没有充分启动起来,农产品卖难问题日益突出,从而限制了整个经济的发展。二是西部地区过分依赖大中企业,而大中企业多是国家直属的军工、能源、原材料企业,其产业链条主要在全国和东部,不能把西部地区工业纳入自己的生产技术分工体系,而弱小的地方企业承担大企业技术分工的可能性极小,则大企业与地方小企业经济关联度极低。三是大城市的高技术产业和偏远山区“刀耕火种”并存,科技难于推广。这种二元结构反映了在新旧体制双轨运行情况下,中央纵向控制部分和地方横向控制部分未能有机融合于市场经济体系之中。 2.产业层次低,比较效益差 根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西部地区各省(区)产业占 GDP的比重都不同程度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地区省份,这说明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占相当大比重。而农业是比较效益偏低的产业。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决定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方向,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基础比较薄弱,与全国及东部地区有较大差距。第三产业投资少,见效快,是经济发展中活力的产业,西部地区的省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工业内部看,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重工业比重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产业产品大多数属于基础性的上游产品,即原材料产业,而且其产品主要服务于全国其他产业生产需要,这一类产品一般不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广告宣传,产品在广大消费者中认知程度较低,而东部地区加工程度较高,满足终市场需求的轻工业和重工业中的投资品比重较高。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的能源、原材料产品低价卖出,而所需的工业加工产品,特别是大多数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从东部地区高价买入,且西部地区长期处于“调入调出”不等价交换的境地,造成效益通过输入输出结构而大量流失,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被动地位,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正是西部地区长期以来“资源优势,效益劣势”的根源所在。 3.企业结构不合理,难以实现规模经济和分工协作效应 企业结构是产业组织结构的主要内容,其核心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规模经济,进行市场竞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我国西部地区一方面是企业规模不经济,上规模、有较强竞争力的集团企业少,分散、竞争力差的企业多,这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据统计,2000年东部地区大型企业占全国大型企业总数的61.7%,而西部只占15.6%;东部大型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6%,而西部只占0.1%。当然,以小企业为主体的企业结构并不违反经济发展规律,但问题在于西部的企业过小过散,存在着明显的竞争劣势,从而对经济增长推动乏力。分散型的小企业过多,集约型的大企业缺乏,表明了西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其增长不是在于企业间的资产重组和要素利用率的提高,而是靠众多中小企业数量上的扩张。结果面对有限的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众多企业难以迅速有效的扩张,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达到规模经济,其产品难以在国内市场立足,更不用说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另一方面,西部地区的企业往往是“大而全”,“小而全”,且地区之间趋同。由此导致了企业之间难以分工合作,面对同一市场而成为竞争对手。在产品市场上的过度竞争的结果产生了过高的竞争费用,削弱了整体的竞争实力。 4.非国有经济发展滞后,而国有经济举步维艰 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平竞争,取长补短,促进了我国经济活力的增强,经济规模的扩张。这一点在我国东部地区体现得十分充分。但在西部地区,由于观念守旧,改革进程相对滞后,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这严重窒息了西部地区的经济活力,影响了其经济的快速发展。据统计,截止到1999年 9月,西部地区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其全部工业中所占份额为61%,同比东部地区仅为28%,西部比东部高出33个百分点。而国有企业由于其机制不活,技术设备老化,冗员多,历史负担沉重,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滞后,使国有经济外部缺乏竞争压力,难于激发其内在改革动力,乐不思蜀。结果其本来不灵活的运作机制更为僵化,经营陷入困境。据统计,到2001年9月,国有企业亏损面仍达50%,其中西部地区亏损面,为58%,高出东部13个百分点,西部的重庆、四川、云南、青海、新疆亏损面分别为67%、58%、65%、61%、 59%,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净亏损的地区有15个,西部所占数额又多达7个。西部国有经济比重大,而上述情况又说明国有经济运营效率十分低下,这不能不说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直接因素之一。 二、结构制约因素化解的战略措施 针对西部发展的结构制约因素和西部大开发面临的困难,从战略层次上,从政府推进角度讲,战略措施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1.以政府政策来营造有利的宏观环境,激发西部自身的经济活力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经济运行的主体,也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实施西部开发的关键在于动员、引导企业广泛参与。政府有关政策应当围绕为西部地区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来制定和实施,除了政府的直接的推动外,更应注重间接的引导,激发西部的经济活力。,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作用。借助财税资金的乘数效应,通过政府有限的财政资金诱导广大的社会投资,特别是启动民间投资,激发经济活力;结合落实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先行地区,通过税收优惠乃至对企业直接给予投资补贴,使资本利润率接近于甚至超过东部发达地区,从而吸引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对一些困难地区可考虑适当增加共享税的份额,并扩大共享税的征收范围;加快规范财政转移支付的步伐,在过渡期内适当提高西部的税收返还系数或数额。第二,灵活运用宏观金融政策。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采取倾斜政策,降低西部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适当增加区域性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规模,在西部设立西部开发银行以及其他政策性银行的分支机构,全力支持西部大开发所需要的投资项目以及信贷融资,在西部尝试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支持西部优势产业的发展;在投融资政策方面,对西部企业发行股票以及海外上市等在审批条件上予以适当倾斜,尤其要对高新技术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给予倾斜,对申请设立基金、发行企业债券和可转换债券在额度上予以倾斜,特别是对现代农业、林业、环保等有利于优化生态环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行业予以倾斜,并放宽西部企业对外融资的条件;在货币调控政策方面,适当降低西部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比率,放宽其获得再贷款的条件,适当降低西部企业获取贷款时自有资本比率的条件。第三,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主要是指发展外向型经济,有效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包括物质、资本、技术、知识、信息、管理等方面资源,实现区内资源的合理配置,要在国际分工、经济合作与竞争中,发挥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争取时间,超常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具体而言,就是要放宽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增大西部审批外商投资项目的权限,以优惠措施引导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三线”及老企业改造上,同时,给予东部的投资者与外商同等的待遇,享受同等的优惠;调整边贸政策,办好边境合作区、互市贸易区,推动经贸合作,通过创办边贸出口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形成产学研、科工贸一体化的产业体系,迎接新一轮的边贸高潮,也使其成为更强劲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第四,加快体制创新步伐。一些改革的措施应考虑在西部优先安排试点,塑造良好的地区形象,以吸引外来投资者。譬如,出让或拍卖矿产资源的开采经营权,将所得用于支持国有企业改造或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资源勘探企业优先给予开采经营权,并允许其有偿转让;对开垦山、荒地者给予长期的土地使用权乃至所有权等。 2.实施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战略,优化地区产业结构 虽然西部有一定的资源优势,但要变成现实的经济优势需要实施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战略,并通过市场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因此西部应当摒弃以资源开发为主的思维定式,选择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战略,寻求市场需求和自身比较优势叠合的区间,并且通过培植一批有较强竞争能力的优强企业,把潜在的优势转化成现实的优势。具体而言,一是调整改造原材料工业。西部原材料工业企业普遍存在着技术、管理落后以及运输成本偏高等问题,但在劳动力、土地、能矿资源方面还拥有着更大的优势,要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要坚持扬长避短的原则。大搞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优势创新,开发和创立名牌,以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推动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的调整;同时,高度重视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将解决环境污染治理纳入企业的技术改造中。二是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充分发展西安等地的人才资源优势及已有高科技开发区的优势,推动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高新农业及生态治理、环境保护方面的高新技术产业;充分发挥西北及西南地区的旅游资源,在生态环境许可的条件下,开发有西部特色的旅游业;发展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品及其后续加工业,如宁夏的清真肉奶品和肉类加工业,以皮毛绒制品为主的绒类制品业,新疆的酿酒葡萄和其他果品种植和加工业,云南的生物制药业等。三是在保证粮棉生产的同时,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加强林果基地、畜牧业基地建设,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四是实施东部地区的产业西移战略。东部优势企业借助其品牌优势,直接到西部建厂,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由过去的“产地销”变为“销地产”,扩大市场占有率,实现企业扩张;东部企业将其技术和管理优势与西部厂房、设备和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东部加工企业与西部生产原料的企业通过联合,共同建设原料基地,建立密切的产销关系,降低合作成本,提高合作效益;此外,东西产业对接应从短期协作型转向长期资产纽带型,从单一项目转向建立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机制,以提高规模效益,推进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 3.采取点――轴结合,梯度推移战略,非均衡式地推进西部大开发 由于我国财力的限制,西部大开发不能遍地开花,进行撒胡椒面似的开发,而应选择空间位置与区域经济联系度高的地区和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作为重点,采取点――轴结合,梯度推移战略,非均衡式地推进西部大开发。因为西部的地区与地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技术梯度高低的差异,西部经济的增长应该首先发生在区域条件比较好,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这些地区作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火车头”,通过产业联动和区域关联,生产力会逐渐由这些高梯度的发达地区转移、扩散,从而拉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优先发展西部的“增长极”,可以使从事其几项生产活动的若干企业和联系紧密的经济活动集聚于同一区位而产生区位经济,由于生产在同一区位内的扩大使企业内部成本节约,从而实现规模经济,而经济活动在同一区域内的集聚,又使一些厂商可以零成本、低成本获得某些产品和劳务,收益增加,从而获得外部经济。在非均衡梯度推进模式下地区间差距会增大,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增长极”的扩散效应不断强化,对周边地区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地区间的差距会逐步缩小。具体而言,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应放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以重庆――成都为轴心的成都平原城市群,以兰州――乌鲁木齐为轴心的兰新线串珠状城镇群,以昆明为中心的城镇群,通过连接这些城镇群的铁路、公路、航空、水路等交通骨架等向周边地区扩散。增长极内优势产业的选择,应坚持优势、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相统一,优势导向和市场导向相结合原则,选择收入弹性高、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作为优势产业,促进特色经济发展。 4.调整所有制结构,实行国有经济的制度创新 西部地区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国有企业战线过长,范围太广,机制不活,生产经营面临着诸多困难。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通过兼并、破产、租赁、拍卖、外资嫁接、股份制改造等多种形式,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重组改造。从长远来看,国有企业不仅应该从绝大部分竞争性行业退出来,而且即使一些自然垄断的行业和公共产品,也不能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目前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但这并非代表国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今后关键是按照中央的精神,积极搞好“抓大放小”,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尤其是对现有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要按照产业部门和性质分类,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放掉”。也就是说,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以产权制度的改造为核心,把这些企业或者改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或者转卖给私人和外商,少数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要坚决实行破产。对大型企业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原则,大力推进资产重组,改制、转产、技术升级,建立以现代公司为核心的大企业集团。在积极抓好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的同时,西部地区还应放手发展非国有经济,尤其是乡镇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等,提高非国有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与公有制应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同时,改善基础设施供应,提供技术信息服务以及政策优惠,为非国有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样经过一段时期的战略调整和改造,逐步形成一个以混合经济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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